南京为实现全年274个优良天 对症下药，决不手软

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

近年来，政府政策多变，且不可预测，加上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发生，社会的紧张度不断增强，导致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有某种社会大变局之前的那种不安。此外，也有一些较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禀赋以及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等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期，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

由此看来，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和良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使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一个安全感，使企业家们都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已经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所刻不容缓的了。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2008年以来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渐次退出，在新一轮铁公基和大项目完成之后，中国经济可能找不到更多的增长点，因而要面临一个经济增速自然下行的趋势。中国经济虽不如一些悲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处于二次探底的后半期，但增速下行，却已显端倪。除上述担忧外，也有较为审慎的经济学家认为，尽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宣布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去年6月就已结束，但西方三大经济体的复苏之路将依然漫长。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另外，也有不少人担心，过去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尤其是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的庞大刺激经济计划，已导致地方政府的负债越积越多，这在目前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隐患。高投资率是由高储蓄率引起的，而高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相关。

6.加快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对内开放步伐，打破垄断，放开准入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尤其非存款类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消费者刚性需求基本满足后不再反弹。但仔细观察，似乎并不尽然。而国际贸易顺差的过度增长反而会招致贸易争端及人民币升值压力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西方国家退出的难度更大。

这类办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项目上取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是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也不应该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概括地说，目前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问题，反而在特定时段和某些问题上有所加剧。

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其次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否则，既容易瞎指挥，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弄错，也容易因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软预算约束问题。在我看来，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必然涉及对国家机器的改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攻关和认定难以实现技术创新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再次被提出。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有些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这里，集中谈一谈技术创新问题。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来说，扩大这种权力又是特别有利的。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再让我们来观察应对金融危机的行政干预问题。

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权力介入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公权力的私用。坦率地说，在改革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我并不是很清楚。

至于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如何推进，自会有政治家去照管。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极大危险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往往可归结为经济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如同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所说，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么事都管，从宏观经济一直管到微观经济，管到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家庭生活。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这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多年来进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这也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改革。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其中没有太大的牟利空间，他们更愿意做微观决策。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

我曾经认为，只要把市场建立起来，它就会自动要求建立规范的社会规则和制度。不能由政府越过公司自身的约束去考核和评价企业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据政府的判断和追求，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方向发号施令或给予补贴。

问题是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虽然这是目前政府各部门在执行对新技术的扶持政策时的习惯做法，但是，由于这种补贴方式难以避免随意性，助长了不公正竞争，实际效果不一定像预期得那样好。

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所支持产业的有效性作一些研究，而不是把钱直接给予自己认定的项目或企业。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模式 。

其结果甚至可能是抑制竞争和创新，而且容易滋生腐败。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却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所以，寻租和设租的活动就很容易泛滥开来。在现代技术创新、现代市场活动中，不能靠政府指令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使每个企业都主动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最适当的技术，改进产品和工艺。

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所以，政府部门和官员就特别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

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国现在是不是存在过度使用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倾向？这些手段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吗？国家调控和法治经济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创造条件，使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整体推进，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思考清楚。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

所谓寻租，就是由于公共权力介入市场交易，产生了租金，于是，就会有人买通权力去获得租金。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